即物穷理_即物穷理是谁说的

1.格物致知的解释和意思

2.王阳明说：“朱子所谓格物云者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即物穷理，是就事事物物求所谓定理者也。”又说：“

3.即物的读音是什么

4.什么是格物致知，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

5.穷理、尽性，以至于命

6.心学驿站：答顾东桥书31

7."格物穷志"是什么意思?

1格物

格，就是确实研究清楚。“格物”就是要求人们亲历其事，亲操其物，即物穷理，增长见识。在读书中求知，在实践中求知，而后明辩事物，尽事物之理。

2致知

就是求为真知。从推致事物之理中，探明本心之知。如一面镜子，本来全体通明，只被事物昏蔽，暗淡不清，现在逐渐擦去灰尘，使恢复光明，有了真知。所谓知，指道德意识而言，知既至，则能明是非、善恶之辨，闻见所及，胸中了然。物格而后知至。

北宋朱熹认为，"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尽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"这是朱子对"格物致知"最概括、精确的表述。推极吾之知识，欲其所知无不尽也。穷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极处无不到也。对于朱熹的的解释，我们的理解是，格物就是即物穷理，凡事都要弄个明白，探个究竟；致知，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，为人行事决不湖涂。

格物致知的解释和意思

王守仁的学说世称“心学”，并与陆九洲的学说合称为“陆王心学”，这是同程朱理学分营对垒的一种新儒家学说。程朱理学（又称“道学”）把抽象的“理”（儒家的道德准则）看作宇宙万物的本原，主张“即物穷理”，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；陆王心学则将主观的“心”（人的意志和道德观念）视作宇宙万物的本原，主张“发明本心”、“致良知”，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。王守仁集来明心学之大成，他在全面继承和批判儒家人性论的基础上，着重对孟子“尽心”说和陆九渊“心即理”说进行了吸收和改造，创建了以注重内心即人的主观能动性为特色的新儒学--阳明心学，从而达到理学发展的高峰。在阳明心学体系中，“心即理”、“知行合一”、“致良知”是三个最为重要的论题，由此也形成了王守仁独到的教育思想，下面予以分述。

心即理“心即理”是王守仁心学的逻辑起点，是其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，也可以说是他的宇宙观。在“心”与“理”的关系问题上，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产生了很大分歧。程颐认为“须是遍求”事物，方可“达理”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19）；朱熹继承程氏学说，提出了“即物穷理”的主张。而陆九渊则认为“理”不寓于外物，而存在于人的心里，“人皆有是心，心皆具是理，心即理也”（《象山全集》卷11《与李宰书》）。不过，陆九渊的“心”即“理”说在主观唯心主义方面还不够彻底，对“心”与“理”的关系问题还存在并列倾向和把“心”客观化的痕迹。而王守仁则克服这个缺陷，发展了陆氏“心即理”这一命题，主张“吾心之良知，即所谓天理也”，认为求“理”不在于“格物”，而在于“致知”，即“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，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”（《答顾东桥书》）。王守仁公开宣称：“圣人之学，心学也，尧舜禹之相授受”（《象山文集序》）。他以“心即理”作为“立言宗旨”，否定了朱熹分裂“心”与“理”为二的理论；以“求理于吾心”作为“致知”途径，否定了朱熹“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”的观点；又以“心之本体”说扩充了“心”的内涵，修正了陆九渊的“本心”说。这样，便形成较为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。

王守仁认定：吾心便是天理，便是世界的本体，它既是万物产生的根源，又是事物变化的归宿。因此，天地间诸事万物，举凡纲常、言行举止，成败荣辱等等，无一不是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。所以，他反复强调：“心外无物，心外无义，心外无善”（《与王纯甫（二）》），“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”（《答顾东桥书》），提倡求“理需从自己心上体认，不外求始得”（《传习录上》）。

王守仁“心即理”之说，是其“知行合一”论的基础，它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，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潜在能力，反对迷信外在权威，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来禁锢人的身心，而主张依靠自我的“心之本体”（良知）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，在道德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。

然而，王守仁的“心即理”之说，把人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等同起来，断然否定了有离开心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。王守仁所谓“天下无心外之理，无心外之物”，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，就是把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夸大和过分神化，以致用吾心之主观精神吞并了客观存在之物理。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批判的。

知行合一“知行”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，曾为历代哲学家所关注和探讨。从先秦《左传"昭公十年》的“非知之实难，将在行之”、道家的“不行而知”，到宋代程、朱的“知先行后”，再到王守仁的“知行合一”，乃是“知行”范畴发展的重要阶段。

“知行合一”论是阳明学说的核心，是其理论体系的主体结构，所以王守仁自始至终以此作为“立教宗旨”。这种“知行观”只是把认识问题局限在道德的范畴上，主要是揭橥道德修养层面的认识与实践问题，其价值取向则是道德实践的实际作用。因此，它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实学精神，具有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倾向和人本主义意义。

（请纳）谢谢！

王阳明说：“朱子所谓格物云者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即物穷理，是就事事物物求所谓定理者也。”又说：“

格物,就是要求人们亲历其事,亲操其物,即物穷理,增长见识.

致知,就是求为真知.从推致事物之理中,探明本心之知

诚意,就是要意念诚实.

正心,就是要除去各种不安的情绪,不为物欲所蔽,保持心灵的安静.

修身,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.

齐家,就是要整齐好自己的家庭,.

治国,就是要为政以德,实行德治,布仁政于国中.

平天下,就是要布仁政于天下,使天下太平.

原文：

物格而后知致，知致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；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

译文：

事物的原理一一推究明白，然后才会拥有渊博的知识，彻底了解事物。拥有渊博的知识，彻底了解事物，然后意念才会诚实。意念诚实，内心才会端正而无邪念。内心端正，然后才能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。自身的品德提高了，家庭才会整顿好。家庭整顿好了，然后国家才会治理好。国家治理好了，推而广之，然后才能使天下太平。

注释：

从“物格而后知至”到“国治而后天下平”，则是反向逆推。指出在一个前提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会产生的结果。天下的万事万物，如果能够推究出其内在的“理”，就会真正地丰富人的知识，人的知识得到丰富了，就套使得意思所发，自然诚实无欺章思诚实了，心便有了主干，也就不会偏颇邪僻了。心志端正而不受外物诱惑，身子自然便会修洁。

“物格”意即得到“圣人的教化”，此即“读圣贤书”。南宋文天祥在《正气歌》里提到：“风檐展书读，古道照颜色”，最后又在《绝笔文》说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。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孰几无愧！”读圣贤书，就是要学作圣人，这就是《大学》的意旨啊！

要学作圣人，就要接受圣人的教化。接受圣人的教化，即可获得致善恶是非的标准。懂得善恶是非的标准，才能真诚地看待自己心思的正邪，学做圣人的过程，就在于秉持圣人之教，以遏恶意之既萌，以扬善念之未生。未生已生，则心无偏邪。心无偏邪，才能明见自己的“明德”。明见自己的“明德”，就是“身修”。

本节所说的是从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”到“致知在格物”，再从“物格而后知至”开始的循环往复的文字。这种将上一节话的反复说明，迭相诠释，极堪玩味。《周易·咸彖》上说：“天地感而万物化生，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，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”《周易·咸象》又说：“咸，君子以虚受人。”《孟子》则说：“大舜有大焉，善与人同，舍己从人，乐取于人以为善。”这些话的意思是说只有虚才能通，通则感，感则善。圣人之所以和平天下者，能感人心而已。

身修之后，足以为一家表率，这样家庭便自然而然地会治理好。在家齐的基础上，国治与天下平也扰不是难事了。这便是古人幻想的治平道路。即全从自身做起，从而推己及人，以道德的力量、教化的力量去影响他人，感化他人，从而达到最高的治平政治理想。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是用功修身的人所必经的自修阶段。而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则是身修之后所产生的良好效果。所以作者坚信在八条目中，修身是最关键的一环，是普天之下，不分贵贱都应遵守的真理。

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都有赖于明明德于一己之身，一己之身尚且昏暗而不能自主，又如何要求他人明其明德呢？其他人不能明其明德，不要说治国、平天下，连齐家都起不了。所以下文要接着说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。

即物的读音是什么

什么是格物致知，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

即物jí wù

词目

即物穷理

发音

jí wù qióng lǐ

释义

程朱理学的主要范畴之一。指“理”在物先，事事物物皆是“理”的表现，要依据具体事物穷究其“理”。

穷理、尽性，以至于命

“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主要阐述了人生进修的八个阶段，被称为“八条目”，主要释义如下：

1、格物。

就是要求人们亲历其事，亲操其物，即物穷理，增长见识。

2、致知。

就是求为真知，从推致事物之理中，探明本心之知。

3、诚意。

就是要意念诚实。

4、正心。

就是要除去各种不安的情绪，不为物欲所蔽,保持心灵的安静。

5、修身。

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。

6、齐家。

就是要整齐好自己的家庭。

7、治国。

就是要为政以德，实行德治，布仁政于国中。

8、平天下。

就是要布仁政于天下，使天下太平。

“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现实意义：

1、事物发展的原理运用科学推究明白，然后才会拥有渊博的知识，彻底了解事物。拥有渊博的知识，彻底了解事物，然后意念才会诚实。意念诚实，内心才会端正而无邪念。内心端正，然后才能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。

2、自身的品德提高了，家庭才会整顿好。家庭整顿好了，然后国家才安定。国家安定了，推而广之，然后才能使天下太平。这是从一个人内在的德智修养，到外发的事业完成，构成一贯不断开展的过程。

心学驿站：答顾东桥书31

穷理、尽性，以至于命

这句话出自《易传·说卦传》：

“昔者圣人之作易也，幽赞于神明而生蓍，参天两地而倚数，观变于阴阳而立卦，发挥于刚柔而生爻。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”

这句话的大意是说：穷究天下万物的根本原理，彻底洞明人类的心体自性，可以达到改变人类命运的崇高目标，从而使人的生命与自然能够和谐平衡、生生不息。

《南华真经·内篇·齐物论》中讲“有以为未始有物者，至矣，尽矣，弗可以加矣”。这句话在《南华真经·杂篇·庚桑楚第二十三》中再次出现。

成玄英〔疏曰〕：此显至之体状也。知既造极，观中皆空，故能用诸有法，未曾有一物者也，可谓精微至极，穷理尽性，虚妙之甚，不复可加矣。

庄子《南华真经·外篇·天地》中有致命尽情的说法：

“愿闻神人。”曰：“上神乘光，与形灭亡，是谓照旷。致命尽情，天地乐而万事销亡，万物复情，此之谓混溟。”

成玄英〔疏曰〕：穷性命之致，尽生化之情，故寄天地之间而未尝不逍遥快乐。既达物我虚幻，是以万事销亡。

魏晋玄学家韩康伯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，有一句话讲的很好：“命者，生之极，穷理则尽其极也。”

张三丰祖师在《大道论》中讲：

夫道者，无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已矣。孔子隐诸罕言，仙家畅言之，喻言之。字样多而道义微，故人不知耳。人由天地而育，亦由父母而生。顺而用之。则鼻祖耳孙，嗣续而成，逆而用之，则眞仙上圣。亦接踵而出，同其理也。

张三丰祖师在《道言浅近说》中讲：

“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”，即是道家层次，一步赶步工夫。何谓穷理？读眞函，访眞诀，观造化，参河洛，趁清闲而保气，守精神以筑基。一面穷理，一面尽性，乃有不坏之形躯，以图不死之妙药。性者内也，命者外也，以内接外，合而为一，则大道成矣。“以至于”三字明明有将性立命，后天返先天口诀在内，，，，，，特无诚心人，再求诀中诀以了之也。

黄元吉祖师在《乐育堂语录》中说：

这句话明明分出三层工夫，不是说尽了性即可至命。若说尽了性学，就不需用命功，孔子当日又何必说“以至于命”四字？此可知尽性之后，明明有将性立命之功在！！！其功为何？语云：“性可由悟而得，命必待人而传。”

刘一明祖师在《通关文》中说：

修道立德，

必须有长久之志。

修真之道，

穷理尽性至命之学。

穷理必穷至於无一毫有疑，

无毫不知，，，，，，

方是大彻大悟。

知之真，见之的，

而理始明；

尽性必尽至於无一点气质，

无一毫私欲，，，

方能空空洞洞。

明不昧，暗不迷，

而性始尽。

至命必至於脱离阴阳，

阳神成就，方谓功力悉化，

不动不摇，自由逍遥，

而命始立！

刘一明祖师还讲：

此皆教学者细心穷理，必须真知灼见，而不可粗心了事也。性命之学至重至大，不比世间寻常小事，可以将就而作，稍有些差错，欲求长生，反而促死，岂可轻易？故欲了性命，先要究明性命之理，然后好作性命之事。性命之理非身内有形有质之物，亦非身外至重至浊之物。说到此处，诸天及人皆当惊疑。其惊疑者，非身内，非身外，将在何处捉摸乎自古旁门三千六百，曲径三百六十，各分枝叶，自拈门户。以讹传讹，以盲引盲，分枝楂叶，愈久愈多。。。

穷理和格物致知，后来成为宋明理学非常重要的思想。

“格物致知”出自《礼记?大学》八目——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——“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”。

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：

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践其实。

朱熹《大学章句·补传》:

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”。

程朱等人释格物致知为“即物穷理”，二程说：“格犹穷也，物犹理也，若曰穷其理云尔。穷理然后足以致知，不穷则不能致也”。（《程氏粹言》卷一）

王阳明晚年提出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”，从这几句话也可以理解什么是格物。

格物致知只能穷理，不能尽性。。。尽性需要进一步诚意、正心，还有赖于内圣外王两方面功夫、全方位努力。尽性是圣贤境界。

《孟子·尽心上》讲：

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

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。

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”尽心即尽性，尽性自然知性知天。这是立命的基础。

《中庸》第二十二章说：

唯天下至诚,为能尽其性；

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

能尽人之性,则能尽物之性；

能尽物之性，

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

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

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

圣人知万物先天本性，参赞乾坤。此时，道大、天大、地大，人亦大。

对此，黄元吉祖师在《乐育堂语录》中进一步阐述在平常修行中如何尽性：

诸子勿谓至诚尽性以尽人物之性，至于参赞化育，不在语默动静、日用作为，而别有神奇也。

须知至平至常，

即是至神至奇。

生们但尽其在己，强恕而行，而天地万物皆在我个中。大家细细参之，然欤否欤？如能真知其中之奥，日间涵养本原，忽焉浑浑沦沦，清清朗朗，则二气之氤氲，一元之默运，诚有不在天地而在我者。此即至诚无息、于穆不已、为物不贰、生物不测者也。

"格物穷志"是什么意思?

来书云：“教人以致知、明德，而戒其即物穷理，试使昏暗之士深居端坐，不闻教告，遂能至于知致而德明乎？纵令静而有觉，稍悟本性，则亦定慧无用之见，果能知古今、达事变而致用于天下国家之实否乎？其曰：‘知者意之体，物者意之用’，‘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’。语虽超悟独得，不踵陈见，抑恐于道未相吻合。”

区区论致知格物，正所以穷理，未尝“戒人穷理，使之深居端坐而一无所事”也。若谓“即物穷理”，如前所云“务外而遗内”者，则有所不可耳。昏暗之士，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，以致其本然之良知，则“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”。大本立而达道行，九经之属可一以贯之而无遗矣，尚何患其无致用之实乎？彼顽空虚静之徒，正惟不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，以致其本然之良知，而遗弃，寂灭虚无以为常，是以“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”。孰谓圣人穷理尽性之学，而亦有是弊哉？

心者，身之主也，而心之虚灵明觉，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。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，谓之意。有知而后有意，无知则无意矣。知非意之体乎？意之所用必有其物，物即事也。如意用于事亲，即事亲为一物；意用于治民，即治民为一物；意用于读书，即读书为一物；意用于听讼，即听讼为一物。凡意之所用，无有无物者。有是意即有是物，无是意即无是物矣，物非意之用乎？

“格”字之义，有以“至”字之训者，如“格于文祖” “有苗来格”，是以“至”训得也。然“格于文祖”，必纯孝诚敬，幽明之间无一不得其理，而后谓之“格”。有苗之顽，实以文德诞敷而后“格”，则亦兼有“正”字之义在其间，未可专以“至”字尽之也。如“格其非心” “大臣格君心之非”之类，是则一皆“正其不正以归于正”之义，而不可以“至”字为训矣。且《大学》“格物”之训，又安知其不以“正”字为训，而必以“至”字为义乎？如以“至”字为义者，必曰“穷至事物之理”，而后其说始通。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“穷”字，用力之地全在一“理”字也。若上去一“穷”、下去一“理”字，而直曰“致知在至物”，其可通乎？夫“穷理尽性”，圣人之成训，见于《系辞》者也。苟格物之说而果即穷理之义，则圣人何不直曰“致知在穷理”，而必为此转折不完之语，以启后世之弊邪？

盖《大学》“格物”之说，自与《系辞》“穷理”大旨虽同，而微有分辨。穷理者，兼格、致、诚、正而为功也。故言穷理则格、致、诚、正之功皆在其中，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、诚意、正心，而后其功始备而密。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，此所以专以穷理属知，而谓格物未常有行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，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。此后世之学所以析知、行为先后两截，日以支离决裂，而圣学益以残晦者，其端实始于此。吾子盖亦未免承沿积习，则见以为于道未相吻合，不为过矣。

来书云：“谓致知之功，将如何为温凊、如何为奉养即是诚意，非别有所谓格物，此亦恐非。”

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见而为是说，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。若果如吾子之言，宁复有可通乎？盖鄙人之见，则谓意欲温凊、意欲奉养者，所谓意也，而未可谓之诚意；必实行其温凊奉养之意，务求自慊而无自欺，然后谓之诚意。知如何而为温凊之节、知如何而为奉养之宜者，所谓知也，而未可谓之致知；必致其知如何为温凊之节者之知，而实以之温凊，致其知如何为奉养之宜者之知，而实以之奉养，然后谓之致知。温凊之事，奉养之事，所谓物也，而未可谓之格物；必其于温凊之事也，一如其良知之所知，当如何为温凊之节者而为之，无一毫之不尽；于奉养之事也，一如其良知之所知，当如何为奉养之宜者而为之，无一毫之不尽，然后谓之格物。温凊之物格，然后知温凊之良知始致；奉养之物格，然后知奉养之良知始致，故曰：“物格而后知至”致其知温凊之良知，而后温凊之意始诚；致其知奉养之良知，而后奉养之意始诚。故曰：“知至而后意诚”。此区区诚意、致知、格物之说盖如此。吾子更熟思之，将亦无可疑者矣。

来书云：“道之大端易于明白，所谓‘良知良能，愚夫愚妇可与及者’。至于节目时变之详，毫厘千里之谬，必待学而后知。今语孝于温凊定省，孰不知之？至于‘舜之不告而娶’，‘武之不葬而兴师’，‘养志、养口’，‘小杖、大杖’，‘割股’、‘庐墓’等事，处常处变、过与不及之间，必须讨论是非，以为制事之本。然后心体无蔽，临事无失。”

“道之大端易于明白”，此语诚然。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，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，此其所以“道在迩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”也。孟子云：“夫道若大路然，岂难知哉？人病不由耳。”良知良能，愚夫愚妇与圣人同。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，而愚夫愚妇不能致，此圣愚之所由分也。

“节目时变”，圣人夫岂不知，但不专以此为学。而其所谓学者，正惟致其真知，以精审此心之天理，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。吾子未暇真知之致，而汲汲焉顾是之忧，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。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，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。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，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。故规矩诚立，则不可欺以方圆，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；尺度诚陈，则不可欺以长短，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；良知诚致，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，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。毫厘千里之谬，不于吾心真知一念之微而察之，亦将何所用其学乎？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，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。吾见其乖张谬戾，日劳而无成也已。=

吾子谓“语孝于温凊定省，孰不知之”，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。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，而遂谓之能致其知，则凡知君之当仁者，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；知臣之当忠者，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，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？以是而言可以知，“致知”之必在于行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“致知”也明矣，知行合一之体，不益较然矣乎？

夫舜之不告而娶，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，故舜得以考之何典、问诸何人而为此邪？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，权轻重之宜，不得已而为此邪？武之不葬而兴师，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，故武得以考之何典、问诸何人，而为此邪？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，权轻重之宜，不得已而为此邪？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，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，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，乃不孝不忠之大者。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，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，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，执之以为制事之本，以求临事之无失，其亦远矣。其余数端，皆可类推，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。

来书云：“谓《大学》格物之说，专求本心，犹可牵合。至于《六经》《四书》所载‘多闻多见’‘前言往行’‘好古敏求’‘博学审问’‘温故知新’‘博学详说’‘好问好察’，是皆明白求于事为之际，资于论说之间者，用功节目固不容紊矣。”

格物之义，前已详悉，牵合之疑，想已不俟复解矣。至于“多闻多见”，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，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，而不能求诸其心，以阙疑殆，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、悔，而所谓见闻者，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。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，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。夫子尝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”是犹孟子“是非之心人皆有之”之义也。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，非由于闻见耳。若曰“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”，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，而已落在第二义矣，故曰“知之次也”。夫以见闻之知为次，则所谓“知之上”者果安所指乎？是可以窥圣门致知用力之地矣。夫子谓子贡曰：“赐也，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？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。”使诚在于多学而识，则夫子胡乃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？一以贯之，非致其良知而何？《易》曰：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。”夫以畜其德为心，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，孰非畜德之事？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。“好古敏求”者，好古人之学，而敏求此心之理耳。心即理也，学者学此心也，求者求此心也。孟子云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，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外者也。“博学审问”，前言已尽。“温故知新”，朱子亦以温故属之“尊德性”矣。德性岂可以外求哉？惟夫知新必由于温故，而温故乃所以知新，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。“博学而详说之”者，将“以反说约也”。若无反约之云，则“博学详说”者果何事邪？舜之“好问好察”，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。道心者，良知之谓也。君子之学，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？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，要皆知行合一之功，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，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，分知行为两事，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。

来书云：“杨、墨之为仁义，乡原之辞忠信，尧、舜、子之之禅让，汤、武、楚项之放伐，周公、莽、操之摄辅，谩无印证，又焉适从？且于古今事变、礼乐名物未尝考识，使国家欲兴明堂，建辟雍，制历律，草封禅，又将何所致其用乎？故《论语》曰‘生而知之’者，义理耳。若夫礼乐名物，古今事变，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。此则可谓定论矣。”

所喻杨、墨、乡愿、尧、舜、子之、汤、武、楚项、周公、莽、操之辨，与前舜、武之论，大略可以类推。古今事变之疑，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，当亦无俟多赘矣。

至于明堂、辟雍诸事，似尚未容于无言者。然其说甚长，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，则吾子之惑将亦可以少释矣。夫明堂、辟雍之制，始见于《吕氏》之《月令》、汉儒之训疏。《六经》《四书》之中，未尝详及也。岂吕氏、汉儒之知，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？齐宣之时，明堂尚有未毁，则幽、厉之世，周之明堂皆无恙也。尧、舜茅茨土阶，明堂之制未必备，而不害其为治。幽、厉之明堂，固犹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旧，而无救于其乱。何邪？岂能以“不忍人之心，而行不忍人之政”，则虽茅茨土阶，固亦明堂也；以幽、厉之心，而行幽、厉之政，则虽明堂，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？武帝肇讲于汉，而武后盛作于唐，其治乱何如邪？天子之学曰辟雍，诸侯之学曰泮宫，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。然三代之学，其要皆所以明人伦，非以辟不辟，泮不泮为重轻也。

孔子云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制礼作乐，必具中和之德，声为律而身为度者，然后可以语此。若夫器数之末，乐功之事，祝史之守。故曾子曰：“君子所贵乎道者三……笾豆之事，则有司存”也。尧“命羲、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”，其重在于“敬授人时”也。舜“在璇玑玉衡”，其重在于“以齐七政”也。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。治历明时之本，固在于此也。羲和历数之学，皋、契未必能之也，禹、稷未必能之也；“尧、舜之知而不遍物”，虽尧、舜亦未必能之也。然至于今，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，虽曲知小慧之人，星术浅陋之士，亦能推步占候而无所忒。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、稷、尧、舜者邪？

封禅之说，尤为不经，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，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。盖欺天罔人，无耻之大者，君子之所不道，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。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，殆亦未之思邪？

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，以其生而知之也。而释《论语》者曰：“生而知之者，义理耳。若夫礼乐名物、古今事变，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。”夫礼乐名物之类，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，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，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。谓圣人为生知者，专指义理而言，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。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。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，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，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，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。今学者之学圣人，于圣人之所能知者，未能学而知之，而顾汲汲焉，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，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，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。

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，则天下之学圣人者，将日繁日难，斯人沦于禽兽夷狄，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。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，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，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，呶呶焉危困以死，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。

夫圣人之心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其视天下之人，无外内远近。凡有血气，皆其昆弟赤子之亲，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，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。天下之人心，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，特其间于有我之私，隔于物欲之蔽，大者以小，通者以塞，人各有心，至有视其父、子、兄、弟如仇雠者。圣人有忧之，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，使之皆有以克其私、去其蔽，以复其心体之同然。其教之大端，则尧、舜、禹之相授受，所谓“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。而其节目，则舜之命契，所谓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五者而已。唐、虞、三代之世，教者惟以此为教，而学者惟以此为学。当是之时，人无异见，家无异习，安此者谓之圣，勉此者谓之贤，而背此者，虽其启明如朱，亦谓之不肖。下至闾井田野，农、工、商、贾之贱，莫不皆有是学，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。何者？无有闻见之杂，记诵之烦，辞章之靡滥，功利之驰逐，而但使孝其亲，弟其长，信其朋友，以复其心体之同然。是盖性分之所固有，而非有于外者，则人亦孰不能之乎？

学校之中，惟以成德为事。而才能之异，或有长于礼乐，长于政教，长于水土播植者，则就其成德，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。迨夫举德而任，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。用之者，惟知同心一德，以共安天下之民，视才之称否，而不以崇卑为轻重，劳逸为美恶。效用者，亦惟知同心一德，以共安天下之民，苟当其能，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，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。当是之时，天下之人熙熙皞皞，皆相视如一家之亲。其才质之下者，则安其农、工、商、贾之分，各勤其业，以相生相养，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。其才能之异，若皋、夔、稷、契者，则出而各效其能。若一家之务，或营其衣食，或通其有无，或备其器用，集谋并力，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，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。故稷勤其稼，而不耻其不知教，视契之善教，即己之善教也；夔司其乐，而不耻于不明礼，视夷之通礼，即己之通礼也。盖其心学纯明，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。故其精神流贯，志气通达，而无有乎人己之分、物我之间。譬之一人之身，目视、耳听、手持、足行，以济一身之用。目不耻其无聪，而耳之所涉，目必营焉。足不耻其无执，而手之所探，足必前焉。盖其元气充周，血脉条畅，是以痒疴呼吸，感触神应，有不言而喻之妙。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，易知易从，学易能而才易成者，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，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。

三代之衰，王道熄而霸术昌，孔孟既没，圣学晦而邪说横。教者不复以此为教，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。霸者之徒，窃取先王之近似者，之于外，以内济其私己之欲，天下靡然而宗之，圣人之道遂以芜塞。相仿相效，日求所以富强之说、倾诈之谋、攻伐之计，一切欺天罔人。苟一时之得，以猎取声利之术，若管、商、苏、张之属者，至不可名数。既其久也，斗争劫夺，不胜其祸，斯人沦于禽兽夷狄，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。

世之儒者慨然悲伤，蒐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，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，盖其为心，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。圣学既远，霸术之传，积渍已深，虽在贤知，皆不免于习染，其所以讲明修饰，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，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，而圣学之门墙，遂不复可睹。于是乎有训诂之学，而传之以为名；有记诵之学，而言之以为博；有词章之学，而侈之以为丽。若是者，纷纷籍籍，群起角立于天下，又不知其几家，万径千蹊，莫知所适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，戏谑跳踉、骋奇斗巧、献笑争妍者，四面而竞出，前瞻后盼，应接不遑，而耳目眩瞀，精神恍惑，日夜遨游淹息其间，如病狂丧心之人，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。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，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，莫自知其所谓。间有觉其空疏谬妄，支离牵滞，而卓然自奋，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，极其所抵，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。

圣人之学日远日晦，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。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，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。虽又尝折衷于群儒，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。盖至于今，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，而习以成性也，几千年矣。相矜以知，相轧以势，相争以利，相高以技能，相取以声誉。其出而仕也，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，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，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，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。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，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。记诵之广，适以长其敖也；知识之多，适以行其恶也；闻见之博，适以肆其辨也；辞章之富，适以饰其伪也。是以皋、夔、稷、契所不能兼之事，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，究其术。其称名僭号，未尝不曰“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”，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，以为不如是，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。

呜呼！以若是之积染，以若是之心志，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，宜其闻吾圣人之教，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，则其以良知为未足，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，亦其势有所必至矣！呜呼！士生斯世，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？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？士生斯世，而欲以为学者，不亦劳苦而繁难乎？不亦拘滞而险艰乎？呜呼，可悲也已！

所幸天理之在人心，终有所不可泯，而良知之明，万古一日，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，必有恻然而悲，戚然而痛，愤然而起，沛然若决江河，而有所不可御者矣！非夫豪杰之士，无所待而兴起者，吾谁与望乎？

‘格物穷志’——应该是源于‘格物穷理’的。

‘格物穷理’是朱熹提出的，是‘宋明理学’的精髓。

物——世间万物，穷——知之甚详。

这四个字的关键在于‘格’和‘理’。

‘理’——在佛家的称为‘悟’，‘悟’——视万物如无物，无忧无虑，无喜无悲，愉悦之情常驻于心。其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六祖慧能，其代表是他的那首偈佛诗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”

朱熹的‘理’虽然不是‘悟’，但两者差不多。说白了，‘理’就是一把万能钥匙，一旦通理，便尽知天下万物万事，胸怀宽广，宠辱不惊，无惧无畏，可修身，可齐家，可治国，可平天下！

而要想达到‘穷理’的境界的途径便是‘格’。

‘格’——宋明理学的一位头脑‘程颐’提出的解释是“今日格一物，明日又格一物，豁然贯通，终知天理。”但到底怎样才能算是‘格’呢。其最著名的例子便是‘守仁格竹’。

我个人认为‘格物穷理’便是通过世间万物的表象去发现其内在，进而得知人性，因为万物与人本是一体。